1934年8月，山西汾州小相村靈巖寺廢墟中，林徽因與鐵佛無言的凝視。
光與影，在無言的凝視中，交接著晝與夜的界限，夕陽的余暉像散發(fā)著金光的赤朱顏料，鋪就了大地的底色，而即將到來的夜，則揮舞著它墨筆，層層涂上或淡或濃的陰影。原本滿目荒涼的瓦礫土丘，就因這黃昏時分的光影交接，而生出一種宛如異幻的奇境。
“斜陽一瞥，奇趣動人，行人倦旅，至此頓生妙悟，進入新境”，在涉過了雨后的泥濘崎嶇的小路，終于抵達了考察的地點——山西汾陽縣（今汾陽市）小相村靈巖寺時，林徽因的眼前浮現出的是一派荒涼凋敝的景象。
盡管早先遠望古塔的琉璃在夕陽下輝映閃爍，但走到近前，才發(fā)現這里原本規(guī)模宏大的寺院，只剩這座古塔守候著斷壁殘垣。但中間天王殿的遺址，依然“隆起如冢，氣象皇堂”。待他們來到正殿的遺址，更看到三尊巨大的鐵佛，“趺坐慈靜”，東首的那尊，雖然因為脖頸塌折而垂下了頭顱，但那低頭俯瞰之姿，卻現出憫惻垂注之情。
“此時遠山晚晴，天空如宇，兩址反不殿而殿，嚴肅麗都，不藉梁棟丹青，朝拜者亦更沉默虔敬，不由自主了。”
林徽因并非虔誠信徒，但就在一行疲憊的考察者坐在陰涼處，看著鐵佛身上的光影變幻，聽著林徽因為大家解讀碑文上關于佛寺建造的記載時，忽然，她停下話音，起身走向了那尊垂頸低頭的鐵佛。眾人看著她走到佛前，抬頭凝視——這尊鑄造于明代正德年間的古老造像，在過去的四個世紀中不知受過幾許虔敬的香火與叩拜，不知沉默地凝視過多少或虔敬、或貪婪、或畏懼、或悲欣的表情，但這是祂漫長余生中唯一一次，有人與祂四目相對，不是祈求，不是祝禱，而是像探尋答案那樣凝視著祂。
圖為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28日專題《林徽因逝世七十周年 水雲身》。本文內容為專題補充文章。
佛前凝視，窗子內外
梁思成的相機捕捉下了這仿佛釋家頓悟般的一刻，1934年8月那個盛夏，林徽因與梁思成等人在山西晉汾古建考察之旅中所拍攝的這張與鐵佛對望的照片，或許是林徽因存世影像中最意味深長的一幀。凝視的目光仿佛輕輕掀起了時空的帷幕，無言的緘默又像是在傾訴歷史的秘密，多年后，一同前去的費慰梅依然記得，當林徽因返回時，她卻笑而不語——“她不能告訴我們大佛究竟向她透露了什么！”
小相村靈巖寺正殿遺址上的三尊鐵佛。
鐵佛無言，但人留下的只言片語，卻比所謂的佛理禪機更具有某種隱喻的意味——那些被林徽因有意或無意記錄下的細節(jié)，更能折射出他們身逢的那個時代的光與影。誠然，在她撰寫的考察感悟隨筆《山西通信》中，眼中所見的景物“美得到處使人心慌心痛”，頭頂的天空是“透明的藍，白云更流動得使人可以忘記很多的事”，勞碌的考察活動結束后躺在床上，“綺麗鮮明的印象仍然掛在眼睛前邊，引導著種種適意的夢，同時晚飯上所吃的菜蔬果子，便給養(yǎng)充實著，我們明天的精力，直到一大顆太陽，紅紅的照在我們的臉上”——無不充滿了歡快愉悅的氣氛，但那“透明的藍”的天空與“紅紅的照在我們的臉上”的一大顆太陽，對當地的鄉(xiāng)民來說，卻并非值得歡欣，反而使人憂心忡忡——這一切跡象都表明，旱災又將再度降臨這片災禍頻仍的土地。
1934年的盛夏，正是山西連續(xù)三年旱災的開端，民國《浮山縣志》記載道這一年“夏七月，大熱，人有熱死者，其酷熱為數十年所未有”。此時的山西，尚未從14年前的那場巨大的旱災中恢復過來，1920年蔓延陜豫冀魯晉五省的特大旱災中，災民多達兩千萬人，死亡五十萬人。而年歲更老的人，則會想起半個世紀前那場駭人聽聞的“丁戊奇荒”。根據一方碑志中的記載，就在林徽因與梁思成考察古建所走過的汾州大地上，“縣城內萬家，餓死者十分中有二分，服毒死之人甚多，有活人吃死人肉者”，他們途經的村莊，腳下的土壟中，同樣埋藏著當年餓殍的骸骨，“汾陽縣城東面七村內四千八十家，餓死兩千兩百人；城西面三村內一千二百家，餓死者十分中有三分……死人甚多，有賣人肉者，此外混行無能人食干泥干石頭樹皮等”。
描繪清末丁戊奇荒的《鐵淚圖》版畫。
與林徽因無言對望的那尊鐵佛，也無言地見證過這片土地上更多的天災人禍，祂當初被鑄造，或許正是當地村民為祈禱災禍不要降臨在他們賴以謀生的土地，所以才會不憚財力物力，創(chuàng)建這般恢宏壯麗的廟宇。但那些歷代虔誠的祝禱與祈愿，最終還是像這些鐵佛棲身的寺廟一樣，化作廢墟。
甚至這寺廟化為廢墟的原因，本身也是一場災禍，只是這并不僅僅是天災，而是一場人禍。黃昏中的廢墟殘存的碑碣，敘述著寺廟已往的興盛，但如今破敗的原因，卻由一位好事的老村人告訴了他們“最后的一頁慘史”：“據說是光緒二十六年替換村長時，新舊兩長各豎一幟，慫恿村人械斗，將寺拆毀。數日間竟成一片瓦礫之場，觸目傷心；現在全寺余此一院樓廂，及院外一塔而已。”
光緒二十六年，正是1900年，那年又一場席卷華北的大旱，顢頇無能的朝廷，武力憑陵的列強，終于迫使這片烈日炙烤下大地上的饑困百姓鋌而走險?？駸?、死亡與恥辱接踵而至，庚子國變給這座外表光鮮內里卻搖搖欲傾的老大帝國致命一擊，盡管它在之后又茍延殘喘了十一年之久，但那場劇變留下的廢墟，依然沉重地覆蓋在這片大地上，殘破的靈巖寺，正是這座龐大廢墟的冰山一角。而村人被村長煽動起來的狂熱械斗，正是庚子國變中上層爭權奪勢，煽惑民意，終至社會整體失序的一個縮影。在此之后的天災頻仍，兵連禍結猶如這座廢墟漫長的陰影，林徽因不會感受不到這一點，畢竟她自己便是這片陰影的受害者，她的堂叔林覺民，在傾覆清廷的黃花崗起義中，殞身殉志，而他的父親，世人公認才華橫溢的民初政壇明星林長民，則橫死在了軍閥混戰(zhàn)的亂軍中。
林徽因和父親林長民合影。
盡管這一年，林徽因方才而立之年，但過往三十年的經歷，卻足以讓她對這紛亂濁惡的世事了然于心。她不會選擇性失明地刻意忽視了這一切，《山西通信》中田園牧歌一般美好的景物，在她的另一篇考察隨筆《窗子以外》中，卻呈現出另一種景象：
“所有活動的顏色聲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過是永遠地在你窗子以外罷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區(qū)域的起伏的山巒，昨天由窗子外映進你的眼簾，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動著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麥黍，都有人流過汗；每一粒黃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間還有的是周折，是熱鬧，是緊張！可是你則并不一定能看見，因為那所有的周折，熱鬧，緊張，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著?！?/p>
她深知對比窗子以外那鮮活淋漓的現實世界，她就像許多考察者一樣，“永遠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內的”，她名門世家的出身，她與名流子弟梁思成的婚姻，他們的父輩在政界與學術界的影響力，與他們同行的美國朋友，包括他們旅途投宿的寺廟的院內圍墻，當地少校為他們提供的私宅住居，傳教士家中飯前的熱水澡和當地拮據的地方小官為招待他們提供的一天三頓熱騰騰的面湯和菜肴，這些都是窗子上有形無形的玻璃，讓她與窗子以外的世界隔膜開來。于是就像林徽因在隨筆中所描述的那樣，“你是仍然坐在窗子以內的，不是火車的窗子，汽車的窗子，就是客棧逆旅的窗子，再不然就是你自己無形中習慣的窗子，把你擱在里面”，哪怕一時間與窗外現實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共情，但也僅僅是電光石火間的感應而已。
1934年8月林徽因在峪道河水磨坊寫作。
于是，在《山西通信》中田園牧歌般的山西景物，便是窗子里的人隔著窗子對外面世界的描寫，就像費慰梅為林徽因和梁思成拍攝的那幀他們坐在洋車上的照片一樣，他們被一群看熱鬧的鄉(xiāng)民聚攏圍觀，而他們也用眼睛掠過對方，但雙方卻只能保持著禮貌的距離，沿途坐在車上，他們會看到“遠地里，一片田廟有人在工作，上面青的，黃的，紫的，分行的長著；每一處山坡上，有人在走路，放羊，迎著陽光，背著陽光，投射著轉動的光影；每一個小城，前面站著城樓，旁邊睡著小廟，那里又托出一座石塔，神和人，都服帖的，滿足的，守著他們那一角天地。
近地里，則更有的是熱鬧，一條街里站滿了人，孩子頭上梳著三個小辮子的，四個小辮子的，乃至于五六個小辮子的，衣服簡單到只剩一個紅兜肚，上面隱約也繡有她嬤嬤挑了兩三朵花！”——那些刻在這片土地上輾轉于勞苦生死之間的眾生內里的憂愁與困苦，就這樣被窗子隔絕在外，只剩下“都服帖的，滿足的”，當他們考察大相村崇勝寺北齊造像碑時，那些看熱鬧聚攏過來的村民，聽到他們“漏出一個驚異的叫喊”而隨之“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與他們共同為這一千四百年前的古跡而“一齊驕傲起來”時，便是窗子里外的兩個世界偶然相交的一瞬。
窗子是客觀存在的區(qū)隔，無法避免，但林徽因與那些“常常驕傲地帶上‘考察’的神氣，架上科學的眼鏡，偶然走到那一個陌生的地方瞭望”的“時髦的學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她自始至終意識到窗子的存在，不斷地提醒自己那些構成窗子的細節(jié)：“罐頭食品，帆布床，以及別的證明你還在你窗子以內的種種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們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鈔票；一到一個地方”，這些每一位考察者隨身攜帶的必備物品，都無不提醒著自己有“另一個小小的世界”。從這個小小世界的窗子向外看去，“隱隱約約你看到一些顏色，聽到一些聲音”，這只是淺薄的見識，離那些窗外現實世界中辛苦的臉，裝著沉重生活分量的談話，不得已的客氣，以及那活生生的血和肉的接觸，都太過遙遠。
工作中的林徽因。圖片來自紀錄片《梁思成 林徽因》（2010）畫面。
林徽因的窗子論，讓這位建筑學家與詩人更具有了一重現代人類學家的身份，讓她的考察筆記也具有了人類學田野調查上“深描”的意義。也敏銳地道破了所謂考察者“移情理解”的虛偽——那扇窗子終究是無法打破的，但她在嘗試去打破，哪怕她的目的是考察古建，但那窗外的人與物，依然是她深切的關注，就像那個黃昏時分，她在光與影的交替中與四百年前的鐵佛所進行的無言的凝視，或許在那一刻，她的目光也是在穿透一扇難以打破的窗子——歷史的窗子。四個世紀的歲月變遷，死生輾轉，兵連禍結，正是這扇窗子上無形的玻璃，透過它歲月的過濾，只看到歷史的遺跡。
但就像林徽因在解讀北齊造像碑時，與周遭圍觀鄉(xiāng)民一齊驕傲起來的那一刻，因共情而讓窗子內外偶然產生的相交一樣，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窗子也會在某一刻豁然洞開，那是她在鐵佛身后荒院的廢墟荊棘中發(fā)現的那方碑文，碑文中敘述了一位名叫朱之俊的文士，緣何興建了靈巖寺中的水陸閣。水陸閣，一如其名，乃是佛教舉行水陸法會祈請漫天神佛超度亡靈的神圣之所。而朱之俊自稱他所以建造水陸閣，乃是因為他在寺中夜宿時所做的一個夢，在夢中，他“散步院落，仰視左右，有樓翼然，赫燁壯觀，若新成形，余拾級而上，中列十地閻君，輒入作禮，禮已，徐下至階，次見西洞上刻如意二字，入木可寸許”，醒來后，朱之俊便將這座夢中樓閣所見的種種細節(jié)，當作現實中的圖紙，興建了這座水陸閣。
林徽因當然會看到這方記夢碑文撰寫的年代：崇禎十五年八月，諳熟歷史的她也會知道，兩年后，這座夢中樓閣將會見證怎樣的戰(zhàn)亂與烽火。就像撰寫碑文的朱之俊不會預料到兩年后的劇變一樣，站在三百年后，1934年的林徽因，也不會預知三年后將會發(fā)生的一切，但她敏銳的心靈或許早已透過歷史的窗子，窺見了未來的模樣——這自然不會是在佛前凝視的片刻所得的頓悟，但她依然同樣有著自己夢中的建筑等待踐行。
靈巖寺前殿佛像。
夢中的建筑
建筑師林徽因與梁思成為自己建造的唯一的房子，在抗戰(zhàn)時期的昆明龍頭村，但這座他們共同設計建造的房子，僅僅住了一年，便在日軍的轟炸中被迫搬離了。
“我夢想著我建造的住屋是真誠的，里頭有孩子和花園、金魚、廚房和小狗。屋子利用現代的技術來體現中國的神韻?！?/p>
林徽因第一次公開描述自己夢想中的房屋，是在1925年10月18日，費城的《公共紀事報》對她的專訪。專訪的標題充滿了挑戰(zhàn)的意味《覺得外國人破壞中國的藝術：賓大女生稱中國的城市充滿奇形怪狀的現代房屋》。盡管當時的林徽因只有21歲，是賓夕法尼亞大學藝術學院的二年級的學生，但她對采訪者的回答卻不諱飾自己尖銳的批評：“外國騙子很容易找辦法裝扮成現代建筑方法的巨匠，在中國城市隨處建造可笑的所謂新式樣板屋，其實他們不過是荷蘭的砌磚匠或英國的水管工”。她在賓大求學的目的，正是為了學習現代建筑的基本原則，“以便將它們應用到富有中國特式的建筑”上。
青年時期的林徽因。
事實上，仔細品咂林徽因對夢想住屋的描述，就會發(fā)現，它幾乎與今天認為的老北京人理想的四合院的住居環(huán)境如出一轍，就像那句經典俏皮的俗諺所點數的：“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背恕疤炫铩被蛟S太過傳統(tǒng)而被林徽因排除在外，其他幾項幾乎都與林徽因的夢想住屋一一對應。林徽因從不掩飾自己對北京傳統(tǒng)住宅四合院的喜愛，在她的小說《窘》當中，她特意借主人公之口，為四合院建筑進行辯護：
“他喜歡北京，尤其是北京的房子院子。有人說北京房子傻透了，盡是一律的四盒頭，這說話的夠沒有意思，他哪里懂得那均衡及對稱的莊嚴？北京派的擺花也是別有味道，連下人對盆花也是特別地珍惜，你看那一個大宅子的馬號院里，或是門房前邊，沒有幾盆花在磚頭疊的座子上整齊地放著？”
《林徽因集》，林徽因著，梁從誡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2年8月。
而在她的名著《九十九度中》里，她特意宕開一筆，寫大廚房的胖師傅，用一把大蒲扇“撲一下進來湊熱鬧的大黃狗”。而她與梁思成在北京總布胡同里的住所，正是一個兩進的四合院，她的女兒梁再冰曾經滿懷溫情地回憶這座四合院，“這所房子有兩個雖然不大卻很可愛的院子，正中有一個“垂花門”。夏末秋初，園中蟬鳴不斷，許多紅色的馬纓花落在石板地上。院子中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壇，種著雞冠花和喇叭花?！绷核汲伞⒘只找蚓妥≡诶镌旱囊慌疟狈恐?，房前有廊子和石階，客廳在正中央，東頭是他們的臥室，臥室和客廳之間有隔扇。兩頭是他們的畫圖室，周圍有許多書架?？蛷d的窗戶朝南，窗臺不高，有中式窗欞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陽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在一幀留存至今的照片中，林徽因坐在窗前，專注地凝視著面前的那尊佛像，從窗子外面灑下的陽光剛好用光線為她與佛像裁下了一幀靜默而優(yōu)雅的剪影。
這確實宛如夢中的景象，不過，林徽因或許不會知道，她當年不經意間引述的那句老北京四合院的經典描述，出自清末夏仁虎的《舊京瑣記》，而這段描述并非夸贊北京傳統(tǒng)人居環(huán)境的愜意合理，而是像林徽因對西方人在中國胡亂建造的那些可笑的“所謂新式樣板屋”的譏評一樣，充滿了揶揄的嗆人味道：
“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以外，有數種人，皆食于官者，曰書吏，世世相襲，以長子孫。起原籍貫以浙紹為多，率擁厚資，起居甚奢。夏必涼棚，院必列瓷缸以養(yǎng)文魚，排巨盆以栽石榴。無子弟讀書，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闊綽。譏者為之聯(lián)云：‘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其習然也?！?/p>
但當這揶揄隨著歲月流逝，儼然成為一種閑適的生活態(tài)度時，個中的揶揄風味也就蕩然渙滅了，畢竟，恰恰是這些不勞不作的闊綽之輩，才有閑情逸致發(fā)掘生活的品位。而待到林徽因的時代，這一歷經歲月淘洗臻于完熟的生活品位，儼然成為一種以舒適為主的人居理想環(huán)境的標準。而林徽因的夢想，一如她對這些俗諺的始作俑者一無所知一樣，她并非想要躋身其中，而是期望她可以建造這樣理想的舒適住屋，讓這個國度的每個人都可以得有所居。
這或許正是一位人本主義的建筑師的夢想，而這一夢想的發(fā)端，在林徽因心中種下的時間要比許多人認為得要早得多。在人們的觀念中，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建筑師，有著工科生理性嚴謹的思維，留存世間的巨著《中國建筑史》與那些手繪的古建圖紙，無不堅實地證明著這一點，而林徽因，她的名聲更多的是由她的詩篇與所謂的情感八卦傳聞所構建起來，作為建筑師的林徽因，卻不得不長久隱藏在梁思成的身后，作為他的賢內助，亦步亦趨。
但現實中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是林徽因最先發(fā)現了建筑之夢，就像林徽因在采訪中所坦陳的那樣：“我是在旅行中第一次夢想要學習建筑的。西方引人注目的現代與古典建筑啟發(fā)了我，使我渴望把這形式帶回祖國。但我們需要可靠的施工理論使我們的建筑能夠屹立幾個世紀。之后我去了英國念書?！彼膿从奄M慰梅則回憶道，多年后，梁思成親口告訴她，林徽因在倫敦有個同學，“能花好幾個小時在畫板上畫房子。徽因很喜歡。她的朋友在緊迫的詢問下描述了建筑這個職業(yè)?；找虍敿淳痛_定這正是她所要的職業(yè)，一種把日常的藝術創(chuàng)造和實際用途結合起來的事業(yè)。”在回到中國后，她又引導梁思成做出了和她一樣的決定。梁思成“一向熱愛繪畫，并模糊地感覺自己是個職業(yè)美術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道學建筑也符合兩人的心意”。
《建筑師林徽因》，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
梁思成進入賓大學習建筑順風順水，而林徽因則需要盡力突破時代的屏障。盡管在20世紀20年代，女性建筑師已經登上歷史舞臺，并且在建筑業(yè)留下了自己堅實的印記，但女建筑師在當時依然是鳳毛麟角。賓大的建筑系則拒絕招收女性——林徽因在入學前就早已知道這一點。盡管幾經努力，林徽因沒有進入建筑系進行修讀，但她卻聰慧地采取了曲線的方式，在修讀藝術學位的同時，以超出男性的加倍努力選修了絕大部分的建筑科目。
美國學者黃振翔在仔細研究了林徽因在賓大的檔案后發(fā)現，林徽因在建筑學修讀的表現完全稱得上出類拔萃：“在這二十多門建筑課，林先生拿了七個優(yōu)等九個良好而梁思成是七優(yōu)十良。以學分算，林先生有19個學分屬優(yōu)及39個屬良。換句話說，優(yōu)或良占總學分的85%以上，與梁先生不相伯仲。林先生在1927年2月學士畢業(yè)，只用了兩年半時間，平均每學期拿到18個學分，是藝術本科生的兩倍，比建筑本科生每學期13個學分的平均高37%。之后，林先生以特別生（partial student）的身份留校修了1個學分的碩士生水平的色彩渲染課。在賓大，連建筑與其他科目，林先生總共讀了33門本科課與一門研究生課，共拿了十個優(yōu)與十個良?？隙ㄕf，林先生在賓大的成績不但是好，是極棒。以今天的話，她是個學霸”。盡管直到近一個世紀后，賓大才以隆重的儀式向林徽因補頒了建筑學系的學位證書。但她自身優(yōu)異的學力，卻并不需要一份遲到的學位證書來證明。
1927 年，林徽因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畢業(yè)照。由于當時賓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她只能改修藝術學院。但是就讀期間她選修了建筑系的所有課程，成績優(yōu)異。1927 年她以美術學士學位畢業(yè)，后得到賓大建筑設計的指導教師職位。在2024年5月，賓大向林徽因追授了建筑學士學位，畢業(yè)年份為“1927”。
盡管林徽因沒有留下厚重的建筑學著作來匹配她在這領域的出眾才華，但僅僅是她寫下的數篇文章，就足以讓她在中國建筑史上青史留名。其中，最負盛名的，毫無疑問就是她初試啼曉之作：《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
但也恰恰是這篇論文，既成為制造林徽因神話的原料，也讓她背負了本不應有的質疑。
掃清神話，走進歷史
《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發(fā)表于《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一期，署名“林徽音”，林徽因系1935年改名。
“中國建筑為東方最顯著的獨立系統(tǒng)，淵源深遠，而演進程序單純，歷代繼承，線索不紊，而基本結構上又絕未因受外來影響致激起復雜變化者。不止在東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較其他特廣，而藝術又獨臻于最高成熟點。即在世界東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較起來，也是個極特殊的直貫系統(tǒng)?！?/p>
今天建筑學系的學生，幾乎沒有人沒讀到過這段話，它是林徽因處女作《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的開篇，其中一些高度凝練的觀點與名言，即使放在學術研究已經經歷了一個世紀跨越發(fā)展的今天，依然可堪在學術殿堂中奉為圭臬。作為論文，文字本身的靈動與典雅，也讓今天干澀枯燥的學術論文望風匍匐——它自然展現了20世紀三十年代學術風氣的開放與自由，容許文學的語言出現在嚴謹的論述中，但考慮到《營造學社匯刊》在1932年第一期發(fā)表這樣一篇鴻篇巨制時，林徽因只有28歲，就不能不讓現代皓首窮經——或皓首資歷的研究者感到驚異。這誠然是天才之作，也因此成為林徽因學術神話圣殿中最璀璨的碑銘之一。
但在驚異之余，質疑也紛至沓來。其中最重要的質疑，是批評林徽因的處女作“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鑒了伊東忠太的《中國建筑史》”。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質疑并非全然空穴來風，林徽因的論文中的一些論述確實與伊東忠太的觀點有同工之處。包括那段著名的開篇，就被質疑是在因襲伊東忠太在《中國建筑史》第一章《總論》開篇的文字：
“中國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中居于何位？如果按世界古今建筑大致分為東西兩派的說法，自然是屬于東洋建筑……而從建筑的角度看，東洋亦有三大系統(tǒng)并存。這三大系統(tǒng)，一是中國系，二是印度系，三是伊斯蘭教系。這三大系統(tǒng)各有自己的特色發(fā)展，并逐漸擴展到亞洲大陸全域、非洲北半部以及歐洲的部分區(qū)域和南洋的部分區(qū)域?？梢哉f在東半球范圍之內，除了歐洲的大部分地區(qū)之外，其余都是屬于東洋建筑的領域。中國系建筑由漢民族所創(chuàng)，以中國本土為中心，南至安南、交趾，北及蒙古，西抵新疆，東含日本，地域之廣，達1200余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5億，占世界總人口的30%。其藝術在幽深難測的古代歷史中誕生并發(fā)展，保持著古時的風貌，迄今連綿不斷，并在世界建筑界大放異彩，實在是令人驚嘆……東洋的三大藝術中，至今仍然生機盎然且傲視世界的只有中國藝術了。”
《中國建筑史》，伊東忠太著，陳清泉譯，這部書原版于1931年發(fā)行，1937年2月中譯本初版。
比較林徽因的論文開篇與伊東忠太的總論開篇，就會發(fā)現，除了繁簡的差別之外，兩者的論述觀點幾乎完全一致。如果不是伊東忠太的論著，早在1931年便已出版，那么或許顛倒過來，認為伊東的總論是在林徽因的精煉論文的基礎上加以擴充，或許對今天的讀者而言，更具有信服力。
但事實上，這并非伊東首次發(fā)表自己的學術觀點，1931年6月18日，在營造學社的開幕式上，學社的創(chuàng)辦者朱啟鈐特別邀請當時來華考察的伊東忠太進行演講《中國建筑之研究》。在演講中，伊東即已將總論中的內容概述向中國同仁進行分享，其中不僅包括東方三大建筑系的描述（伊東在講述中特別提到了起于西亞而被伊斯蘭系文化湮滅的西亞古代系，因而劃分為四大建筑系），更枚舉中國建筑的七種特色，包括：宮室本位；建筑布置的均衡；建筑外形，特別是屋頂形式；建筑裝折的變化；建筑的材料構造的因地制宜；建筑色彩的象征意義以及建筑花紋樣式，并稱這七大特色“為中國建筑放異彩之所以然”。
而在林徽因的論文中細數的中國建筑幾個特色，同樣包括建筑結構與建筑材料，特別提及了屋頂在結構中的形式和功能。她同樣也提到了“均衡布置建筑”，并且講述了建筑的色彩特征與花紋雕飾。除了前后邏輯的貫連次序不同之外，幾乎伊東所舉出的幾個特征，在林徽因的論文中都有具體的例證與體現。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多的相同之處，才讓人質疑林徽因的論文是在大段借鑒他人成果的基礎上才寫成的?？紤]到林徽因與梁思成的古建考察當時尚未開始，更讓人懷疑她是如何在沒有實地考察的實證基礎上，寫出如此完備縝密的論文來的。
這些質疑曾一度撼動了林徽因學術天才的神話，直到今天它造成的損害依然存在。但實際上，只要諳熟學術研究的理路，就會發(fā)現個中原因并不難得到解釋。學術研究并非像老僧參禪那樣，孤坐望壁懸想后的頓悟，而是像蜜蜂采蜜一般，在廣泛地采擇各方資料與觀點后，以自己獨到的方式加以釀造。所謂學術創(chuàng)見，新材料的發(fā)現自是可貴，但更難能可貴的是能從舊有材料中發(fā)掘出新的觀點，從而突破舊有的模式與框架，如此，學術研究才能化腐朽為神奇，讓河道中永能流動新鮮的活水。
毋庸諱言，林徽因的論文確實廣加采擇包括伊東忠太在內的各家論著，有些是用來吸收借鑒，有些則是用以批判反思。伊東忠太作為中國建筑史研究的先驅，搜集了大量資料與觀點并且與中國同仁無私分享，林徽因當然也會踏著他與其他先驅鋪下的臺基向上攀爬。而她自己同樣也有著甘為人梯的覺悟。
中國建筑的地位與幾大特征，誠如伊東在《中國建筑史》總論與營造學社演講中的總結，但林徽因卻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更富邏輯與思考的觀點。她引入了西方建筑學的三要點：“實用；堅固；美觀”，并且以此對中國建筑的特點進行邏輯上的整合與分析，這也使她與伊東的論述在起點上相似，卻在論證與結論上判然有別。譬如同樣是注意到了屋頂的樣式，伊東注重的是屋頂斜面曲線的起源與視覺形式山的作用，而林徽因則更重屋頂在功能性與結構上的布置，就像她在論文中所分析的那樣：
“屋頂最初即不止為屋之頂，因雨水和日光的切要實題，早就擴張出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并非難事，但是檐深則低，低則阻礙光線，且雨水順勢急流，檐下濺水問題因之發(fā)生。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發(fā)明飛檐，用雙層瓦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線。又因美觀關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這種前邊成曲線，四角翹起的“飛檐”，在結構上有極自然又合理的布置，幾乎可以說它便是結構法所促成的?！?/p>
林徽因《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屋頂構架的手繪插圖。
同樣，伊東在論述建筑色彩時，更關注的是色彩在中國文化中的象征意義，就像他在演講中所指出的那樣，“建筑繪色，不余素地，其色則出自陰陽五行之思想。如黃為高貴，赤為幸福，青為和平之類，調和渾成”，但林徽因則建筑色彩在美學上的表現，以因應她提出的“實用；堅固；美觀”三要點：
“彩繪的設施在中國建筑上，非常之慎重，部位多限于檐下結構部分，在陰影掩映之中。主要彩色亦為‘冷色’如青藍碧綠，有時略加金點。其他檐以下的大部分顏色則純?yōu)槌嗉t，與檐下彩繪正成反照。中國人的操縱色彩可謂輕重得當?！?/p>
這毫無疑問是林徽因的創(chuàng)見，而這一創(chuàng)見，也恰恰回應了那些對林徽因尚未進行實地考察就能得出結論的質疑。林徽因對建筑色彩的論述，恰恰證明了這一點，盡管，這其實正是林徽因論文中令人遺憾的欠缺之處。在建筑色彩的論述中，林徽因特意批評了色彩的“濫用”：“設使濫用彩色于建筑全部，使上下耀目輝煌，必成野蠻現象，失掉所有莊嚴和調諧，別系建筑頗有犯此忌者，更可見中國人有超等美術見解。”
但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建筑彩畫并非如林徽因所贊許的那樣，“部位多限于檐下結構部分，主要彩色亦為‘冷色’如青藍碧綠，有時略加金點。其他檐以下的大部分顏色則純?yōu)槌嗉t，與檐下彩繪正成反照?！痹S多例證證明，中國早期建筑彩畫，恰好就踩中了林徽因“濫用彩色于建筑全部，使上下耀目輝煌，必成野蠻現象”的嚴厲批評。
在中國歷史最恢宏強盛的西漢時代，《西京雜記》中便記載漢哀帝為寵臣董賢所建造的府第，“柱壁皆畫云氣華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 或飾以金玉”，很明顯不僅檐下加飾彩繪裝飾，柱身與墻壁上也同樣色彩紛呈。唐宋的建筑彩畫亦復如是，盡管唐代建筑彩畫以赤白為主，唐《含元殿賦》稱“今是殿也者，惟鐵石丹素”即如此，但敦煌壁畫中卻顯示出唐代建筑彩畫不止如此，如晚唐敦煌361窟壁畫中的佛殿，斗拱額枋以青綠赤白刷飾外，柱身上也涂飾了近似寶珠的彩色紋樣。中唐敦煌158窟，不僅柱身中間涂飾石綠上繪青白二色團窠柿蒂紋樣外，更在屋頂上使用了枳黃綠墨四色琉璃瓦。
敦煌423窟木構窟檐彩畫。
如果說壁畫中的建筑彩畫可能是繪畫匠人踵事增華的結果，那么敦煌423窟五代宋初的窟檐木柱，則是建筑彩畫施加于通體上下的明證，不僅檐下斗拱、額枋、柱頭加以彩繪，柱身中間更以連珠璧帶環(huán)繞，上下以多重色彩疊暈的寶裝蓮華。這與敦煌壁畫中的建筑彩畫樣式一脈相承。梁思成當時正在解讀的北宋營造天書《營造法式》中的彩畫制度，更記載了一種絢爛繁復的“五彩遍裝”彩畫。其效果正如林徽因所批評的那樣“濫用彩色于建筑全部，使上下耀目輝煌”，而在宋代，這恰是等級最早、最莊嚴的殿堂才能使用的建筑彩畫，而一般士大夫階層的居所，彩畫的使用同樣絢爛，在宋墓的彩畫中，常常能看到柱身上涂飾以林間竹筍一樣的筍紋，盡管只使用以土朱、黃丹和白粉刷染的最下等級的丹粉刷飾，但依然通過簡單的色彩搭配體現出一種絢爛的效果。
北宋《營造法式》中記載的五彩遍裝彩畫。
古人生活的世界遠比今人想象的更加絢麗多彩，那么林徽因的批評又是從何而來呢？她對色彩絢爛的批評，與對“主要彩色亦為‘冷色’如青藍碧綠，有時略加金點。其他檐以下的大部分顏色則純?yōu)槌嗉t，與檐下彩繪正成反照”的贊賞，恰恰來自她的實地考察，而考察地正是她所居住的北京。她所描繪的青綠點金彩畫，正是北京明清時期官式建筑彩畫的特征。而他的學術伴侶梁思成，也剛好在本年對清代工部匠作則例注解克成，這也導致林徽因對彩畫的認知局限于她所掌握的文獻與實地考察所見的實證，因此得出了有時空局限性的結論——倘使她與梁思成是在自己的老家福州進行研究，并將閩東地區(qū)的古建作為考察對象，那么可以肯定，她很可能會贊嘆中國的建筑彩畫竟用朱墨黃白四色的丹粉刷飾，便猶如生出五彩般描繪出靈動精美的花鳥人物。
福建閩東福安獅峰寺明萬歷時期雙龍藻井彩畫。
就像所有的學術研究一樣，每一步都要踩在前人開拓者的人梯上去努力攀爬，盡管沒有證據證明林徽因親自聆聽伊東忠太的演講，但她定然讀到了《營造學社匯刊》第一卷第二期上的演講譯文。以她謙遜而嚴謹的學術精神，她想必會贊同伊東忠太演講中的觀點：
“歐美諸家所為考察中國建筑之圖書，數十年前，其說極稚，往往足噴飯，近漸進步，不無足觀，然異乎吾輩所見者，猶不在少，固然，未可概以我見皆是而若輩皆非也。縱其語有可疑，所謂他山之石，棄而勿顧，非忠于為學之道也……真正中國建筑研究之大成，非將文獻與遺物，調查至毫無遺憾不可。此事前途，甚為遼遠。吾人對此，止有得寸進寸，得尺進尺，循序漸進，始終不懈而已。完成如此大事業(yè)，其為中國國民之責任義務，固不待言。中國諸公當其局者之任務也?！?/p>
真是安慰
盡管伊東忠太在演講中將中國建筑史研究的龐大事業(yè)，視為中國國民的責任義務，對中國同仁加以厚望。他更以個人身份加入營造學社，成為早期會員之一。但如同林徽因被背上了抄襲剽竊的誣枉之名，這位中國建筑史研究的前驅，也被扣上了傲慢狂妄甚至用心險惡的帽子。
在今天流行的網絡輿論中，他時或被記不住名字的八卦媒體稱為某位日本學者“狂妄自大”地宣稱中國人只配查閱文獻，古建考察的事應當由日本人來做。而另一個帽子則更能挑動起公眾的“義憤”，那便是斥責這位“狂妄的日本學者“宣稱中國已經沒有唐代木構建筑了，要想看唐代木構建筑唯有來日本。而林徽因與梁思成之所以踏上古建考察之路，正是與日本人進行“賭氣”，要打破日本學者狂妄的宣言，佛光寺唐代木構建筑的發(fā)現，正是給了這位狂妄的日本學者一記響亮的耳光。
但恐怕再沒有誰比伊東忠太更不應被戴上這頂狂妄自大、用心險惡的帽子了。那些高舉言論棍棒的斥責者恐怕無人讀過伊東忠太的原文，只是通過層層轉述被扭曲的只言片語和被強加的形容詞來了解這位中國建筑史家。伊東忠太確實表達過中日兩國學者可以在文獻調查與古跡考察兩方面分工合作的觀念，這番話就在他在營造學社開幕式的演講中，就接續(xù)在“完成如此（中國古建研究）大事業(yè)，其為中國國民之責任義務，固不待言。中國諸公當其局者之任務也?！币痪涞暮竺妫?/p>
“而吾日本人亦覺有參加之義務。蓋有如前述：日本建筑之發(fā)展，得于中國建筑者甚多也。所望中國日本兩國，互相提攜，必使此項事業(yè)，克底于大成之域。至于具體方法，據鄙人所見：在中國方面，以調查文獻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遺物為主，不知適當否？在古來尊重文獻，精通文獻之中國學者諸氏，調查文獻絕非難事。對于遺物，如科學的治調查，為之實測制圖，作秩序的之整理諸端，日本方面雖亦未為熟練，敢效犬馬之勞也?！?/p>
或許需要敏感到足夠狹隘的心地，才能從中讀出伊東忠太演講中輕視中國學者狂妄自大的險惡用心。誠然，林徽因與梁思成兩位受過西方建筑學專業(yè)訓練的人才加入了營造學社，并且在日后的古建考察與測繪中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當伊東忠太在營造學社演講時，這兩位富有才華的年輕人尚未嶄露他們的頭角，他們的潛力也不為學界所知。而初創(chuàng)的營造學社，確實可以視為當時北京盛行的整理國故運動中的一脈支流，以保存、整理和研究古代建筑文獻為主。應邀演講的伊東忠太正是看中了東道主在這方面的潛力，而同時深感于作為東鄰自身在文獻解讀上的不足，所以才提出各取所長的研究思路。
《中國紀行：伊東忠太建筑學考察手紀》，伊東忠太著，薛雅明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17年11月。
或許有人會舉出他在《中國建筑史》的序言中提到：“對中國的研究，無論藝術，還是歷史，主力軍非日本人莫屬”，并且解釋道：“日本自古以來和中國有著密切的關系，比起歐美人來更加了解中國。首先兩國文字相同，日本人可以讀懂中國，也方便去中國內地探險，在興趣及其他一些方面有相似之處，因此，今后對中國的研究有充分的理由應該由日本人來擔當”，但他也坦誠地承認，“可是我之所長同時又是我之所短，因為日本人熟知中國的表象，恐怕卻又很難因此捕捉到中國的精髓，很難從根本上有所發(fā)現”。這段話或許隱含著日本應在中國建筑研究上執(zhí)牛耳的意味，但它更多的是勸勉，而勸勉的對象是這本書的讀者，那些有志于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日本后學。而在伊東忠太本人的內心中，他始終對中國文化有著極深的敬意。在同樣寫給國內讀者的中國古建考察日記，他特別講述了一樁經歷。那是1920年，他在山東古建考察過程中，在濟南大明湖畔的山東圖書館里，見到了數件出自山東嘉祥的漢代畫像石。當他疑惑為何這樣的畫像石在圖書館中展出時，看到畫像石旁的說明文字讓他“甚感羞愧”：
“光緒三十四年，先后為日本人所購，運過濟南，余以此石為吾國古物出，貳購留之，而薄懲出售之人云云?！?/p>
伊東將同胞購運中國漢代畫像石視為“令吾國日本汗顏之事”，在書中，他對日本同胞告誡道：“故我國人確需深刻反省，引以為鑒，今后莫再?！?/p>
至于另一頂狂妄宣稱中國沒有唐代木構建筑的帽子，實際上連這句話都并非伊東忠太所說，而是另一位與他齊名的中國建筑學家關野貞在他的一篇研究慈恩寺大雁塔與薦福寺小雁塔的雕刻圖紋的論文中提到的：
“整體上說唐代木構建筑今于中國不存，所幸日本尚保存唐招提寺金堂及較多同時期木構建筑，故欲究明唐代真相必須訪問日本，研究寧樂朝修建之該時代建筑?！?/p>
如果單獨將這句話拿出來，似乎關野貞確實在表達中國已經沒有唐代木構建筑，要看唐代木構建筑，只能來日本的觀點。但這一刻，網絡輿論的傳播再一次彰顯出斷章取義的新聞學魅力時刻。因為這段話同樣有其時代背景與上下文。關野貞的這篇論文發(fā)表于1915年，在與日本同仁廣泛地調查了中國內地的古建后，他不得不遺憾地得出了這一結論。而這一遺憾的結論，又被他在大小雁塔門楣雕刻中發(fā)現的纖毫入微的唐代佛殿建筑所感到振奮。實際上這段話的上下文全然是圍繞這一發(fā)現的研究而展開的：
“此圖像內容乃釋迦于五間單層四角攢尖頂佛殿中央說法。釋迦趺坐于華美蓮座上，其前置香爐，左面九位，右面八位菩薩各侍坐于蓮座上。佛殿左右檐廊內左右又各立兩位菩薩。整體上說唐代木構建筑今于中國不存，所幸日本尚保存唐招提寺金堂及較多同時期木構建筑，故欲究明唐代真相必須訪問日本，研究寧樂朝修建之該時代建筑。而寧樂朝同類建筑是否完全摹寫唐式建筑？是否根據日本國民趣味略產生變化？因重要原產國之中國已不存任一實例，故無法進行比較研究，得出準確判斷。而此次有幸得見慈恩寺大雁塔雕刻圖像，足以窺見當時建筑形制之一斑，于唐代建筑研究方面成一大轉機。”
慈恩寺大雁塔西面入口門楣石雕圖案拓片。
唐代木構建筑圖像的發(fā)現，都能讓關野貞產生一種窺斑知豹的轉機的振奮感，可以想見，如果梁思成將佛光寺的發(fā)現告知他，將會讓這位中國建筑研究者感到何等興奮。但可惜的是，關野貞在1935年病逝，在他的有生之年，沒有看到他心心念念的唐代木構建筑的發(fā)現。
沒有證據顯示，林徽因與梁思成是受到關野貞這番話的刺激，才踏上了古建考察之旅——這種觀點不僅將科學嚴謹的建筑學考察貶低為一場兒戲式的賭氣，更將林徽因與梁思成基于民族文化的榮譽感而胼手胝足的努力，貶低為一場民族主義彎道超車的學術競賽。事實上，在梁思成撰寫于1932年的唐代建筑研究開創(chuàng)之作《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的開篇，梁思成坦率地承認：
“唐代建筑遺物的實例，除去幾座磚塔而外，差不多可以說沒有。”
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與林徽因的《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一同發(fā)表于《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一期。
這幾乎是對關野貞早年論文中那句被今天網絡炒作成自大狂妄觀點的復述，而在后面，他更解釋了唐代建筑消失的原因：”造成這一切的重要原因，乃是因為中國建筑作為骨干的梁柱一向以木為主，“木本不是不朽的物質，加以歷代中國革命成功的列位太祖太宗們除了殺人之外還愛放火，假使他們沒有這種特殊的國民性，千余年的風雨剝蝕，蠹吃蟲穿，也足以毀壞不少了?！?/p>
他甚至重復了一遍關野貞最激怒當代網友的后半句話：“日本奈良法隆寺的金堂，五重塔，和中門創(chuàng)建于推古天皇十五年（隋煬帝大業(yè)元年，西紀六〇五），比這較晚十余年的有奈良法輪寺的三重塔和安居院的三重塔等等，直到如今一千三百多年，還是保存得好好的?！倍罱K不得不得出一個比關野貞更遺憾的結論：“唐代建筑更不用幻想。假使我們以后的學者或考古學家，在窮鄉(xiāng)僻壤中能發(fā)現隋唐木質建筑遺物，恐怕也只是孤單的遺例，不能顯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p>
但探尋并非無望，結果一如我們今天所知的那樣。1937年6月，林徽因與梁思成，以及兩位助手莫宗江和紀玉堂，沿著荒僻的山路，終于抵達了那座他們夢寐以求的佛殿之前。佛光寺的大殿中，高大的佛像居高臨下地俯瞰著他們，宛如置身仙林。幾寸厚的積塵，鋪在頂板的內部，斜坡殿頂的下面，猶如黑暗的空閣。千百成群的蝙蝠，黑壓壓地盤踞在脊條上，猶如密密麻麻垂下的陰云，被照相機的閃光霎時照亮，驚動飛起，散發(fā)出陣陣難聞穢氣。下方，就是那些靜默千年的大佛。
林徽因與“寧公遇”像合影。這尊像林徽因與梁思成考察時曾被寺僧說成是武則天像的塑像，是否為寧公遇像至今仍有爭議。
就像那些傳奇發(fā)現的故事一樣，關鍵的證據，在幾天狼狽而忙碌的工作后，終于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顯現在梁思成等人面前。他們注意到殿內梁底隱約有墨跡，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暗舟E被土所掩蓋，梁底離地兩丈多高，光線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頗難確辨。”眾人各憑目力審視許久，揣摩再三，才認出一二官職，但無法辨別出人名。這時，林徽因卻因為眼睛遠視，獨自看清了那個人名：
“女弟子寧公遇?！?/p>
“施主是個女的！而這位年輕的建筑學家，第一個發(fā)現中國最珍稀古廟的，也是個女人，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绷只找驌谋孀R有誤，特意到殿前確定為唐代的石刻經幢上檢查刻在上面的姓名，果然看到了“女弟子寧公遇”的名字，開列在諸位僧尼的名字之前，并被稱為“佛殿主”。石柱上鐫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857年）”。
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仿佛是神跡一般，同樣已是黃昏時分，“當時夕陽西下，映得整個庭院都放出光芒。遠看山景美極了。這是我從事古建筑以來最快樂的一天！”但歡樂的笑聲，卻很快就被槍炮轟鳴的陰云雷霆所遮掩，盧溝橋事變的爆發(fā)，讓積蘊已久的戰(zhàn)爭火海猝然淹沒了這片土地。存在與毀滅之間的轉化變得如此易如反掌，只消一枚炮彈，屹立千年的古建杰作便會化為烏有。
林徽因自然無法預料這座寺廟的命運，就像她無法預知自己將來的命運一樣。也許那尊佇立在小相村靈巖寺廢墟中的鐵佛，早已以祂的遭際，給了她一個無言的答案：成住壞空，皆是無常。
十年后，躺在病榻上等待死神宣判的她，或許會在某個電光石火的瞬間想到那尊曾經與她凝神對望的鐵佛，想到那個黃昏時分，她與祂之間才能聽到的低語。她熬過了抗戰(zhàn)，熬到了勝利，卻不知能否熬過命運為她安排的壽數。
個個連環(huán)，永打不開，
生是個結，又是個結！
死的實在
一朵云彩。
于是，她寫下了那首《死是安慰》，就在她寫下這首詩的那個寒冷的春天，那尊鐵佛終于等來了自己的死亡，它被砸碎，拉走，做成了一枚枚投向死生戰(zhàn)場的手榴彈。
一剎那九百生滅，一瞬間萬千往生，多少消失的人，多少消失的建筑，沒人知道哪一個更加長久。多少盛名、罵名，最終都歸于塵土。但在與死亡的賽跑中，起碼，他們跑過了，哪怕只是勝出了一分一秒。
長條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腳步，泥般沉重——
死是盡處， 不再辛苦。
一曲溪澗，日夜流水，
生是種奔逝，永在離別！
死只一回， 它是安慰。
1934年，林徽因在北平（北京）北總布胡同的家中，與面前的銅佛凝視對望。
撰文/李夏恩
編輯/羅東
校對/柳寶慶
